去年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诞生50周年纪念。50年前，一艘从美国出发的轮船带回了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，也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带来了离子交换树脂这一新兴行业。
  

　　何炳林1918年8月出生在广东番禺，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。1942年6月，何炳林以优异成绩在西南联大毕业，受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教授赏识，继续留在化学系读研究生，兼任助教。1947年秋天，坚信“科学救国”道路的何炳林远渡重洋，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。
  

　　当1952年何炳林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时，美国政府正严厉审查中国留学生，规定理、工、农、医留学生都不准回国。钱学森当时就因回国之事受到审查，准备带回国的资料也全部遭到没收。无奈下，何炳林只能先到美国纳尔哥公司工作。中国是农业大国，他选择了研究农药及水处理药物的合成；同时，继续一次次到美国移民局递交申请。1953年，他与十多名留学生一起写信给周恩来总理，希望1954年周总理能在日内瓦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谈判时，提及美方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题。
  

　　就在此期间，何炳林收到一封昔日同窗、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写来的信。信的内容非常简单，陈天池请他代买两磅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。何炳林对这种树脂并不熟悉，去厂家购买，却被告知是国防用品，不能出口。敏感的何炳林立刻意识到，这种离子交换树脂非常重要，研究后发现，这其实是用来提取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铀的。
  

　　何炳林的判断没有错！1954年，中国第一次发现铀矿。铀矿标本被送进中南海，毛泽东说，这是决定命运的铀，关键是怎样从矿石中提取出来。毛泽东没有想到，大洋彼岸，一个中国留学生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需要——何炳林向纳尔哥公司要求，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农药转向离子交换树脂。
  

　　1956年，在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下，何炳林终于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回到祖国。临行前，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大量急需的仪器、书籍，以及用于合成离子交换树脂的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。这些原料被装进一只旧箱子，过海关时，何炳林偷偷塞给检查人员10美元，混过了检查。回到南开大学任教的何炳林，立即在马蹄湖畔的思源堂展开离子交换树脂研究，不到两年时间就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。1958年，二机部资助南开大学 400万元，建立了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南开大学化工厂，开创了中国自己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。
  

　　中国的铀矿属于贫铀矿，利用当时的离子交换树脂从矿石中提取铀，效率较低。何炳林试验发现，加入一定量的惰性溶剂，使苯乙烯——二乙烯苯共聚合时，能得到具有许多毛细孔的大孔树脂。这种大孔树脂即使在干态下也有几十至几百埃的大孔，这就提高了离子交换树脂的强度和交换速度，以减少在提取铀过程中放射性元素对树脂的破坏。大孔树脂的发现，大大提高了中国从贫铀矿中提取铀的效率，这种被命名为“201”的树脂当时专供二机部。南开化工厂周围日夜都有部队守卫，思源堂里，何炳林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关系着中国原子弹研究的进程。
  

　　在何炳林的书桌上，今天还有一幅1959年周总理视察实验室的照片。1988年，国防科工委授予何炳林“献身国防事业”成就奖。在一生拿到的所有奖项中，他一直最看重这个奖。
  

　　1964年10月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1965年，因战备需要，南开大学化工厂迁到了四川宜宾。留在天津的新南开大学化工厂转入民用，何炳林的研究也随之转向离子交换树脂的社会应用——用于水处理的弱酸性离子交换树脂，解决了中国大型锅炉的水处理问题；针对链霉素提纯而研制的弱碱树脂，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；脱色树脂技术，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菊糖生产国和出口国……
  

　　据统计，何炳林的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对国家的贡献在30亿元以上。1988年5月，英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谢灵顿访问南开大学时，称何炳林为中国的“离子交换树脂之父”。
  

　　“父亲一生相信‘科学救国’。他平时除了偶尔吹吹口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。”何炳林的儿子何振宇回忆说。